陶德麟先生祖籍湖北黄冈，1931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1949年至1953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56年7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时任武大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被国务院评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92年至1997年任武汉大学校长。2004年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8年11月光荣退休。

陶德麟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哲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召集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顾问、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学术顾问，并先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陶德麟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著名前辈学者。从1953年起，他兼任李达同志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文革”前，他除协助李达同志撰写论著外，还为哲学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深受欢迎，成为学校最“叫座”的教师之一。他还应湖北省委之聘为省、市（地）干部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听众多达十万人之众。1955年，他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辞典》作者接受了批评并作了改正。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 陶德麟先生（右二）与李达老校长（中）在一起

1961年8月，李达同志接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后，指定陶德麟执笔。在李达同志指导下，经过4年的努力，他于1965年冬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正当他继续编撰下卷《唯物史观》时，“文化大革命”暴发，陶德麟先生被打成“黑帮分子”，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达八年之久。

1978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并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在出席真理标准讨论会期间，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论及理论问题的信，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哲学研究》首次发表，对当时促进理论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尔后，他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他遵李达同志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他还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作了不懈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先生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社会稳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实现途径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涵濡中外，成就斐然。

进入新世纪以来，陶德麟先生虽年届古稀，但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尤其是在继续推进李达同志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事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方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

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探索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先后出版由他执笔并修订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这些论著不仅以其精深的学理研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充分展现了一位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关注国是民瘼、心系民族兴亡的担当意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以及为追求真理而“九死无悔”的探索精神。其论著曾获国家教委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和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普及读物奖、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学术奖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陶德麟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我国哲学教育事业以及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曾担任系、校主要领导职务长达14年之久。“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就是他担任校长时拟定。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武汉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把武汉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陶德麟先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长达40余年。在他的主持下，该学科于1984年初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于1987、2001、2007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完善，学术实力不断提升，并先后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哲学）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作为教育家的陶德麟先生，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在他看来，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数十年来，他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他甘为人梯，精心呵护和不遗余力地扶掖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他爱智求真、爱才惜贤，乃至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已在学界传为美谈。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过程中，陶德麟先生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他厚德载物，淡泊名利，荣辱不惊，高风亮节。他胸襟广博，雍容大度，乐观豁达，仁厚善良。他温良谦和，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所有这些，都展现了一位模范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优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成就、理论贡献和人格魅力受到学界内外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被称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他于198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由池田大作授予日本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1996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入选湖北省“新中国成立60年功勋人物100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湖北三十人”，2010年入选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陶德麟先生的一生，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对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的一生，是为我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陶德麟先生的逝世是武汉大学和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陶德麟先生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为把武汉大学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陶德麟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