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崭新开端

——读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第一卷

熊敏

当我从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主编何萍教授那里获赠全集的第一卷时，不禁欣喜万分，作为卢森堡研究者的我确信，它意味着学界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端，以对卢森堡的思想进行更为有理有据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总序与第一卷前言中，何萍教授高屋建瓴地对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做了整体介绍，对第一卷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的展开亦给予了凝练而准确的提示。该卷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罗莎・卢森堡由最初的革命青年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轨迹，“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到德国的罗莎·卢森堡，既是罗莎·卢森堡对她早年接受的波兰‘无产阶级党’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进行理论提升的过程，又是罗莎·卢森堡走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舞台的道路。”[1]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思考现实问题的辩证方法而非抽象、僵死的公式，唯有如此，当人们走向多样的具体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因此，卢森堡在“工资基金理论”一文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批判方法。她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问题中，存在两种批判方式。第一是批判现存理论本身的内容，揭示其矛盾，揭示其缺陷。第二是考察批判的对象，兼顾这个被批判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对象与那些社会事实的历史联系。……第一种批判方法进行绝对评判，就像陪审员一样评判“有罪”或“无罪”。（或“正确”或“错误”）第二种批判方法考察真理的相对性，即以时间为条件的真理，它不批判这个理论，它只是指出这个理论也许已经过时。”[2]对卢森堡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显然是指后一种更具有总体性的方法。方法问题对卢森堡是如此重要，其成名之作《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就是以对伯恩施坦及其所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方法批判作为开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中，我们是读不到以抽象概念的形式表达的纯哲学著作的，但却能够在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在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中、在她的民族问题的论述中，读到她的历史辩证法思想。”[3]

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第一卷还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卢森堡一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始终持有一种客观和开放的视野，而借由这种视野，作为读者的我们亦能从中一窥究竟，复现当年那场激辩的多重画面。卢森堡曾于1898年9-11月间短暂担任《萨克森工人报》的主编，其在任期间，为继续对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有争论的观点展开辩论，在报纸上特地开辟了《关于策略的讨论》专栏，分十三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以及各个党组织的决议。其中有几篇特别值得留意。例如第七篇全文照登了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前进报》编辑格拉德瑙尔对卢森堡的批评的回应，使读者对论辩双方的逻辑、言辞、风格等产生最直观的感受，因而也更容易进入到真实的论辩之中。第十一至十三篇则连载了俄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给考茨基的公开信，表达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质疑。此封公开信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而是对当时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话语环境造成了污染，并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回应中特别强调了哲学知识的重要，认为伯恩施坦的“哲学知识贫乏得令人吃惊，他关于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颠倒黑白”，其修正主义根本就是对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庸俗经济学者们的老调重弹，毫无创新，因为 “要启发人去思考，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恩施坦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做到，因此他不能启发任何人去思考。”普列汉诺夫由此提醒每个愿意思考的人从方法论的层面去考察和理解伯恩施坦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政治家”的历史，并将此教训永远铭记在心。[4]

除了在《关于策略的讨论》专栏向读者们呈现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和讨论，当卢森堡得知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在一本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运动》上发表了论伯恩施坦的文章之后，不仅费力找来，而且亲自翻译，添加引言和注释，随后推荐给《莱比锡人民报》发表。拉布里奥拉在“试论伯恩施坦的书”一文中首先辨析了意大利、法国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因此伯恩施坦事件的影响随国别不同而有所不同。他还指出，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实践与理论结合越紧密，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提出问题的迫切性越强。而从积极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总是到处受到激进分子、犹豫改良分子和粗鄙革命分子的影响”，讨论则为再次澄清问题提供可能。拉布里奥拉特别提到了“罗莎・卢森堡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非常生动和透彻的文章”，将之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活的机体的直接反应”，“这个有机体因这些变得有血有肉的原理而维持生命，它用这些原理维护自己的范畴、自己的指导性观点、自己的行为方式，一句话，维护自己的存在。”这既是拉布里奥拉对卢森堡的至高赞誉，也体现出他对卢森堡反修正主义斗争意义的深刻理解。卢森堡不禁欣慰地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头脑清醒和善于思考的人，即使在外国，对机会主义理论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5]

英国历史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根据时代、社会背景和面临任务的不同，将马克思主义者们区分为不同的代际。其中，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梅林和考茨基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则被划分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划分虽未见得尽善尽美，但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结合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所提供的丰富文献，我们就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以卢森堡为代表的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与上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彼此尊重和肯定的基础之上的互动，从而真实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在代际传承方面的线索。我们甚至可以更为乐观和更有底气地设想，随着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各卷的陆续出版，在必然日趋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真正地重新回到第二国际，感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重新评估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列宁等人在内的复杂争论，在理论上彻底弄清第二国际发生分裂的内在原因及其意义。只有当我们抵达这一步时，才能足够自信地表明，我们研究罗莎・卢森堡，也就是研究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从“一”到“多”的历史；而且这种研究不是仅仅触碰马克思主义表面的多样性,而是从这一历史出发穿透多样性现实的外表,从中离析出历史的开放性和未来的可能性。

在通读完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第一卷之后，除了阅读本身所带来的愉悦和收获，我久久感佩于以何萍教授为代表的编者与译者为将这位伟大女性引入当代研究视野所付出的心力和劳力之巨，亦深深体会到老师为推进中国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拳拳之心。卢森堡在1899年5月致约吉希斯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我的波兰和德国的革命实践中，我始终奉行的最高原则，就是忠于自己……在波兰运动和德国运动中，我现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来仍然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6]致敬罗莎・卢森堡，致敬“十年磨一剑”的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者和译者，致敬忠于自己的理想主义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