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真实自我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需求等内在状态的一致性程度，分为特质真实与状态真实。在辨析了真实自我与自我认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一致性、正直、真诚等相关概念的异同，并梳理该领域已有理论后，提出真实自我表现或实现的文化差异，即西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而东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关系要求驱动的。未来可以将“关系化”作为现象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理智资源，从理论建构、社会现象(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变迁)，以及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比较、突显情境变化的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

【关键词】 真实自我，本真性，自主动机，关系，儒家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元和开放化。每个人都会扮演着多重身份，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甚至承担着需要“表演自己”的工作。你是否会想，“这样做是出自于真实的‘我’吗？”或“ta那样做，是出自于真实的ta吗？”西方社会将真实自我看作是符合个体自主动机时产生的一种稳定的体验，这种体验对人际互动(Baker et al., 2017)、亲密关系(Chen, 2019)、权力感(Gan et al., 2018)、幸福感(Schlegel & Hicks, 2011)及生活满意度(刘庆奇等, 2016)等存在着影响。有关真实自我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人本主义时期，至今已发展出一条成熟的研究脉络。

真实自我的本质可能并不存在文化差异，无论何种文化下，每个人都会体验到当言行与自己的标准相一致时的那种感受。但真实自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或实现路径却可能存在着差异。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情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的体验和感受，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的真实自我都存在很大差异(Lenton et al.,2016)。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受个体主义文化的熏陶，人们追求独立自主。而东方，尤其是东亚社会(本文简称东方)深受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Menon et al., 1999)，在这种文化下的人们更看重关系。那么，东方社会中，人们的真实自我又是怎样实现或表现的呢？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视角辨析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整理其现有概念、理论及发展，并进一步阐释了东西方真实自我的实现的特点，以关系视角为核心，为真实自我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1 “真实自我”相关概念区辨

1.1 真实自我的缘起与发展

“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词语“authenteo”，被解释为“一种权力，对自己有控制权”，但是这一释义引发了诸多争论。十八世纪末，在个人主义早期形式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探讨本真性(后来也译“真实性”)的伦理学(Taylor, 1991)。早期的伦理学重视“善”的道德观，后来伦理学家开始探讨遵循自己的内心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问题，真实性的概念便由此开始发展。在心理学领域，James (1890)区分了主我(I)与客我(me)。紧接着Mead(1934)又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二者的区别和功能，这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主我开始思考客我，便有了自我反思，然后才有了对自我是否真实的思考与判断。早期对真实自我的探究更多地偏向哲学思辨，缺少经验研究。直至Kernis(2003)关于真实自我的研究，才开始系统界定真实自我。

Kernis (2003)认为真实自我指的是一个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价值观；它由觉察(awareness)、客观处理(unbiased processing)、行为(action)及关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四个部分组成。这四点涵盖了真实自我从认知到行为的发生过程，但并不是真实自我产生需同时具备的条件。比如，一个人具有高的觉察意识但其行为表现力较低时，也有可能感受到或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真实自我是基于个体自主需求产生的，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需求等内在状态的一致性程度(Wood et al., 2008; Chen, 2019)。真实自我概念的发展源于西方研究者的探讨，它反映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倾向，是由外在的个人对环境的控制，延伸到了内在的主我对自我的控制。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则也体现了西方人所追求的自主性、稳定性的自我价值观。

目前，真实自我主要被分为特质真实(trait authenticity)和状态真实(state authenticity)两种类型。特质真实是个体身上稳定持续的特质倾向(Fleeson, 2001)，而状态真实指的是个体在某情境中产生的真实体验(Sedikides et al.,2017)。在两者的关系上，一项采用一天重建法的研究发现特质真实预测状态真实的关系十分微弱(Lenton et al., 2016)。因此可以认为，状态真实与特质真实是真实自我的两种不同类型(Lenton et al.,2014)。

1.1.1 特质真实

概念 在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著作中，真实自我被当作一种特质。这为特质真实相关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比如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罗杰斯的“拥有全部功能的人”都将真实作为一种稳定的个性倾向展开研究。特质真实作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拥有的个人品质，表现在个体将做出与自己价值观、信仰、内部需求相一致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Fleeson(2001)将特质真实定义为“一个人对一系列情绪、认知或行为的基本倾向”，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差异，故也可将其称作个性真实(dispositional authenticity)。特质真实高的个体，无论身处的环境和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拥有同一个身份(Schmader & Sedikides, 2018)。许多早期的研究表明，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下自我概念的一致性与个体感受到的真实性有关。比如，English和Chen (2011)的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 发现，欧裔美国学生在跨情境中的低自我一致性与低真实感有关，但其跨情境的自我一致性实际上显著高于东亚裔美国学生，这种真实感很可能是来自于其内心稳定的个性特质，是一种更倾向于特质真实的感受。

测量 特质真实的测量，较为常用的是采用Wood等(2008)在前人相关量表的基础上改编的真实量表(authenticity scale)。该量表共12个项目，包括三个因子：自我疏离，指个体在自主意识和真实体验之间的疏离程度(如，“我觉得好像不太了解自己”^*)、真实生活，即个体的行为或情绪表达与情绪、信仰、认知等自主心理状态保持一致(如，“我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生活”)和外部因素接受度，指个体对他人影响因素的接受程度以及认为要符合他人期望的信念程度(如，“我总是觉得我需要做那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量表采用1 (完全不符合) ~ 7(完全符合)计分。

1.1.2 状态真实

概念 状态真实是指在当前所处环境或所发生的行为下，个体体会到的与自己真正的价值观、信仰等一致的真实感觉(Sedikides et al., 2017)。状态真实可以因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因此也可将其看作流动真实(fluidity authenticity)。它强调了这种真实感是一种当前的(Sedikides et al., 2017)、瞬间的(Lenton et al.,2013)或者在某一刻自己的行为符合自身核心特质、能力所产生的一种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感觉(Strohminger et al.,2017)。不同于特质真实的稳定、连续的特征，状态真实是一种短暂且可能随时随地产生的感觉。尽管多数情况下人们可能反映感受到的是真实的状态，但依旧有很多不真实的感受存在。对于同一个人，其在不同环境、不同角色中体验到真实自我的感觉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有研究发现个体自身在不同情境下的真实感差异是人与人之间真实感差异的3倍(Lenton et al., 2016)。相比于特质真实，状态真实的研究更关注个体在不同环境、角色下的真实自我差异。基于状态真实的特点，有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诱发个体的真实自我(Lenton et al.,2016;Fleeson & Wilt, 2010)，而且个体的状态真实也会提高其幸福感、生命意义等生活指标(Sedikides et al.,2017; Thomaes et al.,2017)。

测量 状态真实的研究聚焦于真实自我的即时性、状态性。一般测量个体在某情境或状态中的真实自我，比如采用一天重建法(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or DRM; Kahneman et al.,2004; Lenton et al., 2016)，通过让个体评估前一天的真实事件来分析其状态真实。也有研究使用量表测量当前状态下的真实自我，比如，Thomaes等(2017)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六点计分的状态真实量表，该量表共包含3个项目：“今天我是真实的自己”、“今天我表现的很真实”、“今天我是‘真的’或者说真实的”。 量表采用1 (完全不符合) ~ 6(完全符合)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当前的真实自我感越高。

1.2 真实自我的相关概念

在真实自我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相近的概念。有些概念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自我，比如，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clarity)、自我一致性(self-congruence)等。但也有部分概念与真实自我存在本质的区别，如正直(integrity)、真诚(sincerity)等。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真实自我发生的基础条件。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觉得自己清楚的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但是，有很多研究都指明个体对自己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片面的(Vazire & Carlson, 2010)。很多时候人的行为是出于无意识的驱动，个体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做出了何种行为，或者不理解自己某些举动的原由，那么他很难将这些行为判断为是真实自我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这些行为是不真实的。关于真实自我和自我认知是否有必然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自我一致即为真实，而与是否有清晰的自我认识无关(Fleeson& Wilt, 2010)。但也有学者认为，判断是否是真实的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明确的认识。毕竟，一个人应该先要有自我，认识自我，才有可能感受到真实的自我；清晰的自我认知是真实自我发生的基本条件(Wood et al., 2008)。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真实自我发生的关键前提。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如，感知到个人的属性)的内容被清晰而自信地定义、及其内在一致和暂时稳定的程度(Campbell et al., 1996)。个体对自己的品质特征有清晰的定义，明确自己稳定而统一的身份，了解真正的自我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才有可能在某种环境中感受到真实自我。个体(尤其青少年时期)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是能够对自己保持清晰的认识，在处理消极或不良情绪、问题时越能表现出良好的心理调节功能(Parise et al., 2019)。自我概念清晰性是自我认知的进一步发展，当个体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识，明确自己的个人特征，才会开始思考真实自我。

自我一致性 自我一致性是真实自我的重要组成。自我一致性是指个体行为与其态度、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符合程度(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自我是由各种独立的自我属性组成，而个体的真实自我则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仍能表现出同一个自我身份。Jongman-Sereno和Leary (2019)将自我一致性视为真实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研究都认为真实自我是行为总是与个体的信仰、价值观、内在需求等保持一致，这种真实感是稳定的、不易改变的。自我一致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个体的行为与自身价值观等内在心理状态的一致性。当个体的行为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时，就能感受到真实的自己。这种自我一致性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并且也发展出一系列的测量项目，比如“即使别人批评或拒绝我这样做，我也努力以一种符合我个人价值观的方式行事。”(Kernis & Goldman, 2006)、“我总是坚持我的信仰”(Wood et al., 2008)等。其二，自我一致性还涵盖跨情境或角色的一致性(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正如西方人追求的独立自主性，个体是什么样的人不会因角色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点在跨文化的研究上也得到了支持，如研究发现西方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比东方人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Church et al., 2014)。在真实自我的研究中，自我一致是真实自我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有了自我认知和清晰的自我概念，进而也就明确了自身真实的自我品质。当自己的行为符合了这些品质时，便有可能触发个体的真实自我。

正直与真诚 正直或真诚并不等同于真实自我，在本质上可能是完全相悖的概念。正直是指个体的行为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Alliger et al., 1996)，也可以看作是真实的一种体现(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但是，正直并不等同于真实。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可能本身就是违背社会规范的，如果他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了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现是真实的自己，但他并不是一个正直水平高的人。真诚与真实的关系也是如此，真实感高的人不一定体会到很高的真诚感，而做出不符合自己价值观、不真实行为的个体也有可能对别人有很高的真诚度。真实与真诚关键的区分点是真实是自我参照取向的，而真诚多是与他人互动中的人际表现(Erickson, 1995)。

2 真实自我的理论背景

2.1 人本主义与自我的广泛理论

20世纪60年代，“真实”一词开始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是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中心特征(Jourard, 1964; Maslow, 1962; Rogers, 1959)。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人的心理，强调了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Rogers (1959)认为人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悦纳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个人中心疗法”也主张人要远离外界因素或动机目标，向别人展现真正的自己。在治疗中，他强调真诚的治疗关系、积极回应、无条件积极关注、同理心、沟通及一致性的态度对来访者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个体有能力理解和解决自身的困难或问题，充分相信人的内在驱力能促进其更好的成长。Maslow (1971)强调人的行为源于内在的需求。他提倡人要做真实的自己，明确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一种真实、自然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个性、情感和欲望。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体自我的内部意识或需求，一个人根据自身的需求而不考虑外界的迫使因素做出的行为才符合真实的自己。

后来有许多学者(如，Brewer & Gardner, 1996等)认为自我不是单一的，它是由很多个不同情境下的自我属性组成的自我的合集，也就是后来发展出的自我的广泛理论(wide-ranging theory)。正是广泛理论中提到的自我是由很多独立的自我属性组成的合集，后续才延伸出自我一致性、自我概念清晰性、跨情境自我表现等诸多真实自我相关的概念。无论是人本主义视角还是广泛理论，真实自我都是基于个体自身出发的，聚焦于自我本身的需求或属性。

2.2 自我验证理论

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主张人一旦有了关于自己的想法，便会想要从别人那里验证这些想法，当别人评价或者认识自己能与自己看待自己一样时，人们会感到真实(Swarm, 1990)。因此，人们(尤其是对自己有很高定义的人)希望从与别人的关系中验证对自我的看法。这里学者们关注的真实自我不仅仅是发生于内部需求驱动的真实感，而且开始关注真实自我在关系中的发展。人际关系互动中接收到的他人看法，会使个体展开自我反思进而策略性的管理自我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对自身的看法也会从各方各面得到验证，当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自己看待自己的观点一致时，个体便容易产生真实自我的感受，进而更加明确真实的自己。自我验证理论被诸多关系自我(如亲密关系)、关系真实的研究者接纳。人们在另一半关系中验证了自己，觉得另一半更能真正的了解我们是谁，才更有利于一段关系的真实，从而产出一个良好的关系质量，使彼此产生高水平的幸福感(Brunell et al.,2010)。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关系的真实性来自于感觉自己在一段关系中接近自己的理想自我的程度(Gan & Chen, 2017)。这一解释与米开朗琪罗现象(the Michelangelo phenomenon)颇有相似之处，即良好的亲密关系可以促使伴侣彼此更接近理想自我(Drigotas et al., 1999)。相比于西方独立自主的文化，东方社会更注重关系的维持，人们更倾向于作为一个社会我。那么，自我验证理论或许可以为东方真实自我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2.3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源于存在-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的动机和发展为中心的经验驱动理论，它强调满足于内在需求产生的动机驱动的行为才更符合真实的自我(Ryan & Deci,2000, 2017; Ryan, & Ryan, 2019)。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17)包含三个基本心理需要：自主(autonomy)、能力(competence)与关系(relatedness)，并且将动机划分为自主型和控制型两种。其中，自主动机在真实自我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广泛应用于真实自我的研究。个体在满足了自主需求时触发自主动机，进而产生的行为被认为是更真实的。从自我决定的角度来看，真实性可以通过确定人们选择某种行为方式的程度进行评估，这种行为方式是出于内在原因，而不是外部压力(Jongman-Sereno & Leary,2019)。自我决定理论与人本主义视角都是从自我的内部角度入手。人本主义强调了认识自我，关注个体的自我实现，倾向于以哲学思辨的观点讨论；而自我决定理论将自我剖析出几个详细的部分，以更深入的视角提出自我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动机划分，揭示了如何创设外部环境，以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从而触发真实行为的作用机制。

自我决定理论，尤其涵盖的与自主性相关的子理论，为西方真实自我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对于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自主的需求不仅涉及个体的内部心理，还涉及其所处的关系环境。中国人关注的真实自我与西方人的真实自我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跨文化因素下的自我一致性差异，更是深入到独立自我与关系自我看法的本质区别。

3 真实自我表现的文化差异

结合真实自我的研究，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表现存在差异性。西方人追求自主性、自我价值的实现，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个体更倾向于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动机等一系列较为稳定的特质判断自己感受到的真实。东方更常见的真实自我则是基于上下尊卑、远近亲疏的关系驱动的。个体能自主融入不同的关系情境中，并做出恰当的行为，由此便更能体验到真实自我的感受。这种真实自我不仅满足了个体自身的需求，也同时照顾到了关系情境的需求，与儒家强调的“诚”有相通之处。当个体在顾及关系和谐的同时恰当地表现自己，这种理想的状态更符合东方人传统意义上的“做真实的自己”(孙倩如, 陈政裕, 2018)。

3.1 西方文化中自主动机驱动的真实自我

西方文化关注“个体”。这里的个体是指以自身的特质需求为主的实体(杨宜音, 2015)，倾向于被描述为特质性的自我概念(Cousins, 1989)。西方人的真实自我关注个体的价值观、态度、信仰等特质方面的自我实现(Jongman-Sereno & Leary, 2016)，是基于自身特质，受自主动机驱动的真实。满足个体自主需要一般会触发其自主型动机，进而产生真实的行为。而某些外部因素(包括人际关系)可能会迫使个体产生更多的控制型动机，减少个体行动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从而使个体对外隐藏真实的自己。

自主性指的是个体是行动的发起者，且该行动符合个体自身的价值观与目标。正是这种自我驱动的感觉对真实自我至关重要(Ryan & Ryan, 2019)。出于真实自我的行动是个体自主发起的，但并不代表与外部环境无关。只要外部因素符合个体的价值观等自主动机，也可以自主产生真实的行为。Van den Bosch和Taris(2018)以自我报告的方式研究员工在工作中的真实自我，证实了个体自主需求有助于触发真实的感受。Fischer和Boer(2011)对63个国家有关自主性的元分析也再次支持了真实是个体自主动机触发的行为的观点，而与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无关。

既然个体自主动机是判定真实自我的准绳，那么有些行为看似出于真实自我，但却并不一定是，比如反抗与独立性行为。首先，反抗作为一种反应性行为，可能在受到不公对待时自发的表现出这种能力，但它并不一定是个体自主认可的反应性行为(Van Petegem et al.,2015)，因此反抗行也不一定是出于真实自我的。其次，独立性行为。独立性行为不一定是真实的，反之依赖性或互依性行为也有可能是真实的。比如，一个人非自主认可的独立性行为是不真实的，而自主认可的依赖行为却是真实的。

自主动机驱动的真实自我，不仅源于个体本身的自主性，自主支持的环境也有利于个体表现出符合真实自我的行为。从自我验证理论的角度理解，当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的行为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或支持，会进一步加强个体对自己的肯定，个体也就更愿意表现出真实的自己。比如在同性恋群体中，个体会评估家人、朋友对自己出柜的接纳度，如果能得到身边人自主性的支持，那么他们选择隐藏真实自我的可能性就会降低(Ryan & Ryan, 2019)。但是，如果身边的人，尤其是重要他人对其出柜行为表现出消极反应，则会挫败个体的自主性需求，导致个体隐藏真实的自己(Ryan et al., 2015)。还有研究将上述同性恋群体的这种思考扩展到其他类型的真实性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比如自主支持会促进亲子关系(Bureau & Mageau, 2014)。在自主性支持的环境下，个体的自主性需求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也更愿意将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Ryan & Ryan, 2019)。

个体自主性的对立面是他律，或者说是一种被束缚、控制的环境或感觉(Ryan & Ryan, 2019)。当缺少自主性需求或支持时，外部的控制环境使个体更加放不开，更不真实，从而刺激个体产生控制型动机，甚至可能会引发个体的防御性反应(Lynch & Sheldon, 2017)。个体在受控的环境中或有被控制的感觉时，会倾向于自我隐藏，这种表现会对体验到的真实感和生活质量都造成一定的影响。权力相关的研究，也从侧面支持了控制性的环境或感觉不利于个体的自我表达。当情境角色和权力匹配时，个体更愿意表达自我(Chen, 2019)，并且高权力的个体有更高的自我概念一致性，体验到的真实感更高(Kraus et al., 2011)。而权力低的个体在表达时会考虑很多外界因素，他们的表达受到外界的约束，因此更有可能倾向于隐藏一些真正的想法，进而导致更少的真实表现。

基于个体自主动机产生的真实自我，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等自我特质的一致性程度(Chen, 2019)。尽管西方学者提到自我是由各种不同的自我属性组成的集合，但是在不同情境下，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拥有同一个身份，即真实自我是稳定一致的。一项跨文化的研究也表明，亚裔美国人在特定关系环境中的自我描述不如欧裔美国人一致(English & Chen, 2007)。而且西方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比东方人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Church et al.,2014)，这也体现了西方真实自我的稳定性、一致性。

3.2 东方文化中关系要求驱动的真实自我

东方文化关注社会情境，突出“关系”这一特点。个体自小处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环境中(费孝通, 1985)，关系的存在和维持则也内化成了东方个体的自主认知。西方个体的真实感源于自主特质需求的满足，而东方个体则更侧重满足关系这一认知层面的需求。关于个体对自我的看法，东方人会更依赖并看重社会关系中他人对自己的期待及做出评价(翟学伟, 2004)，因此关系是自我的一部分(杨宜音, 2015)。可以说，东方文化下真实自我的感受一方面是基于关系的自主需求，且可以因关系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制于复杂关系的作用。

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东方社会或我们更熟悉的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个体都会以不同规范的身份与他人形成关系。这些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到远依次形成的关系网状结构，有上下尊卑、远近亲疏之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是石头投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个体便是圈子的中心，波纹则是形成的关系联结(费孝通, 1985)。也正因为人们会扮演不同的身份，所以圈子并非只有一个，人们会依时间、地点或关系情境的改变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在这种网状结构的关系圈中，关系必然不会是全部平等的。从最早费孝通先生(1985)的“自家人/陌生人”的关系分类，到近年来网络环境发展出的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无一不体现了关系结构中的上下尊卑、远近亲疏之别(杨宜音, 2015)。对于一个成熟的东方人来讲，这些关系或许并非束缚了自我，反而是实现个体之真实的途径。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自主调用不同的“关系圈”(费孝通, 1985)，来实现自我的真实感，并满足了角色对应的身份规范。

关系自我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我们对特定人产生的感受、制定的目标和关系中的行为表现(Andersen & Chen, 2002)。在不同的情境中，与不同的对象互动触发不同的身份特征，人们就会根据特定的关系情境来定义自己(Chen, 2019)。尤其对东方人而言，诸多关系圈衍生出一系列的关系自我。当人们在不同情境中能自主调用相应的关系自我，以做出融入当下情境的行为时，这种符合社会情境规范的自我展示可能更易被接受。因为当自我表达行为与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表达规范相一致时，它们会增强个体对真实性的感知，也更能感受到真实的自己(Kokkoris & Kühnen, 2014)。东方社会中的个体尤为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愿意将自己融入到社会关系中(Yang, 1995)，这本身就是东方人的一种价值观。因此，当个体能在顾及关系和谐的同时适当地表现自己时，便可能会增强真实自我的体验。比如，研究发现人们为关系亲近的人做出的行为改变或调整被中国台湾被试认为是真实自我的体现(孙倩如, 陈政裕, 2018)。

如果说，现有研究中以西方文化为典型场景的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即自我的真实感来自于个体行动与自身价值观、态度、信仰等的符合，那么在东方文化的典型场景中，自我的真实感不得不考虑到关系，即个体行动对关系所产出的影响。忠、孝如果是同一个个体的价值观，那么忠孝的冲突情境就是对个体真实感的考验。个体无论是“亲亲互隐”，还是“大义灭亲”，都不可能体验到完全的真实感。这是生活情境为东方个体带来的挑战。因此，如何“不负如来不负卿”，才会是摆在东方人面前的难题。

4 总结与展望

真实自我的研究在国外已积淀了大量的成果，从概念、理论到经验研究，已发展出较为系统、成熟的框架。如今，国内关于真实自我的研究也逐渐兴起。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真实自我的文献，分别介绍了西方基于个体自主动机产生的真实自我和东方更常见的关系驱动下的真实自我，并在现有简单关系中真实自我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多元复杂关系下的真实自我。

4.1关系中的真实自我

以多元化社会情境背景看真实自我。人人都有真实自我的需求，真实自我也因人而异。从跨文化环境来讲，西方常见的真实源于个体特质需求的自主满足；东方常见的真实则是个体在关系驱动下的体验，真实自我因情境或关系不同而有所变化。相比于满足自身内在需求即可获得的真实感，个体在不同关系情境中的真实自我又如何得以实现？对于处在关系情境中的个体，有些依据关系做出的行为也是出自于内在动机，也符合其自主需求。比如，Thomaes等(2017)的日记调查发现真实自我的体验来自于亲人关系或能力需求下的自主性满足。但外在于个体的他人、关系群体，或许可能通过对立的角色扮演影响个体的自主性判断(杨宜音, 2008)，而且垂直关系比水平或更平等的关系体系更难被个体自主接受(Chirkov et al.,2003)。此外，于关系中的个体而言，内在的想法与对外的人际表现不一致时，也不一定是不真实的表现。比如“善意的谎言”，是一种诚于内而形于外的真实表现(Ryan & Ryan, 2019)。也就是说，在复杂的关系情境中保持真实自我相对更难。目前真实自我在关系中的研究，也仅是以简单的二元平等关系为主，比如亲密关系(Didonato & Krueger, 2010)、同盟者关系(Plasencia et al.,2016)。那么个体又如何在上下或更复杂的关系情境中实现真实自我呢？

在西方的传统中，个体追求自身价值观、信仰等个人自主需求的满足，自我先于他人或关系体是一种常态。哪怕是处在关系情境中，个体也是将自我当成一个主要的独立体，而非关系中的一个角色扮演者。所以当个体自身的需求优先得以实现时，真实自我的体验也油然而生。但是东方尤其中国社会，关系和个体本就是同时共存的，而且关系并非仅是简单的二元平等关系。“关系化”作为中国社会中互依我在建立群己关系中的一个文化特例(杨宜音, 2015)，与个体同生共存。个体是处在各种关系中应有的自我的统一体，每个自我都不可或缺，通过关系镶嵌为一个整体(杨宜音, 2015)。而且这种关系的镶嵌也存在着上下尊卑、远近亲疏的差序布局。如此看来，此时的真实自我应从关系取向入手，不能存在于脱离关系的原子个体真空中，而是要考虑真实自我体验对关系环境的影响。

儒家传统思想为实现关系驱动的真实自我提供了很多理智资源。比如，儒家强调行为应“发乎情、止乎礼”。但儒家思想并非要求对诸如三纲五伦等关系的绝对服从，而是提倡在不逾越规矩的情况下，自由的生活。以“仁、义、礼”为基础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体现了小我与大我的上下或平等关系，儒家思想并非以这些关系束缚自我，反而倡导追求“君子和而不同”的自我实现(黄光国, 2014)。即，在保持自身独立的情况下与他人团结合作，以满足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关系和谐，实现自我价值(杨宜音, 2015)。借鉴儒家思想，人们可以通过满足和谐的社会关系需求，从而达到真实自我的境界。如是，个体便可以在关系情境中体验到真实自我的感受。

4.2真实自我的未来发展

本文分析了东西方文化中真实自我的研究，如前所述，西方个体的真实自我是基于自身特质需求产生的，而东方人常见的真实自我则是关系驱动的。东西方(尤其西方)常见的真实自我在个体和简单关系背景中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比如，真实自我对幸福感(Thomaes et al., 2017)、生活决策满意度(Christy et al., 2017)、生命意义(Schlegel et al.,2011)、关系质量(Brunell et al.,2010)等的积极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未来有关真实自我的研究可以延伸到多元复杂关系的背景中。

第一，真实自我的理论建构。综上所述，真实自我依据个体自主需求或关系的满足产生，可以从个体或关系取向着手分析，但在复杂关系中保持真实自我相对较难。追溯到自我本身，不同于西方追求的自由独立的自我，东方人关注的是投身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Yang, 1995)。人们在满足和谐的社会关系上的自我实现，才是最真实、普遍的需求，比如面子、人情下的为人处世。就像基于理性人互动的“博弈”和关系捆绑时的“谋略”(翟学伟, 2014)，或个体内在的爱情和关系外在的婚姻(翟学伟, 2017)，真实自我的体验也受到关系的影响。尤其在东方环境下，因关系程度而做出的行为及行为调整也被认为是真实自我的体现(孙倩如, 陈政裕, 2018)。

第二，新兴网络社交平台下的真实自我研究。以个体或关系着手的真实自我，存在着相对稳定或可变的差异性，因此网络社交平台为我们研究真实自我提供了良好的对比工具。我们可以从不同平台以及不同文化下的平台入手，检验基于个体或关系水平的真实自我。基于个体自身的真实自我会有选择性的呈现在社交网站上(Kim & Lee, 2011)，对生活满意度(牛更枫等, 2015; 刘庆奇等, 2016)和孤独感(徐欢欢等, 2017)都产生着影响。那么，基于关系的真实自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呈现及影响又如何呢？受关系(好友)圈的影响，个体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自我表露程度可能是不同的，这也会影响其在社交网上的真实自我体验。比如，最近的一项质性研究表明，在一些虚假性的仪式互动(如夸夸群)中会出现本真性与非本真性情感交织的情况(孙瑜, 2020)。此外，复杂关系情境下的真实自我，也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得以检验。以工作环境为例，置身其中的个体同时存在着平等的同事关系和垂直的上下级关系，那么保持真实自我的体验可能相对较难。个体的真实自我除了受到关系本身的影响，也受权力牵动(Wang& Li, 2018; Berdahl & Martorana, 2006; Kraus et al., 2011)。如此看来，在上下级或同事关系中，诸如员工的真实自我对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影响如何，进而又怎样影响员工的绩效、成就动机、企业文化认同等问题，可以从相应的平台上获取数据加以研究。

第三，社会变迁下的多元复杂化真实自我。文化混搭是全球化文化互动的一个新趋势(彭璐珞等, 2017)。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把外来文化当作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更容易接受文化混搭(赵志裕等,2015)。而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文化混搭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社会环境转型带来物理空间移动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信任、同伴支持等新的挑战(谢天等, 2019)。社会转型使人们的关系网越发呈现异质性、松散性，关系网对个人的约束力也就随之而降低(杨中芳, 彭泗清, 1999)。受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基于个体自主动机的真实自我这个对西方人非常重要的心理主题，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年轻人身上。而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复杂关系下的真实自我，又会混搭发展出怎样的真实自我体验呢？随着社会的转型，在复杂关系中保持真实自我是否也逐渐变得不那么困难？将来可以纵向追踪中国社会中基于复杂关系的真实自我的变化及影响，比如，在人际互动、同伴支持、信任以及个体自身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第四，真实自我的跨文化研究。在如此多元的文化中，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排斥或融合。文化带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影响，与情境相互作用(侯玉波, 张梦, 2012)。人们的记忆中可能保留着不同的文化特点，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取不同的文化信息，从而表现出适应的行为。尽管欧美人有更多特质性的自我描述，但当给定了社会情境角色时，东亚人将会表现出更多特质性的自我描述(Cousins, 198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特质性真实自我可能也会在东方被试身上显现？甚至更可能是东方人掩饰的内在的真实自我，而关系情境刚好促进了真实自我的对外表现。所以本文认为未来有两种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展西方式的研究——假定我们的自我与西方人的自我是相同的，以行动-价值观匹配作为判断真实感的依据。另一方面，我们从更根本的角度出发——在理论上建构如本文所提出的，关系驱动的真实自我，以研究在关系和谐或冲突时的真实自我体验。

第五，研究方法上的启发。目前，西方基于个体真实自我的研究多采用问卷测量的方式，因为基于个体的真实自我多是符合其自身内部某种特质或需求而产生的稳定、一致的心理体验，问卷测量的方式也比较可信。但是，关系驱动下的真实自我，是可以因关系情境而改变的，也是一种倾向于通过对别人真实自我的评价来反映的，因此需要更加灵活的测验工具。比如，以情境模拟材料来衡量真实自我(孙倩如, 陈政裕, 2018)。未来可以开发更多的情境材料来总结出适合测验真实自我的实验材料，并且可以根据个体真实自我和关系真实自我的差异性来模拟不同的情境，进而实现从个体建构水平或关系建构水平启动真实自我的研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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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

作者简介：梁燕芳江南体育竞技 心理学系硕士生。 谢天，江南体育竞技 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南体育竞技 哲学与心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聚焦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心理。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变迁视角的文化心理学，关注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融合、创新。包括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古今之变）、文化混搭与世界主义（中西之别）、文化变迁与演化。

文章来源：原载《心理科学进展》, 2021年第5期，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1年第4期转载